導語：《國家經濟》是『礪石商業評論』2023 年推出的一個重要文章專欄，試圖從經濟與人文融合的角度去解讀全球各個核心國家的最新發展，以歸納出不同國家經濟變遷背后的底層規律。本期為讀者帶來的是被譽為“人類理想國”的北歐著名國家瑞典。
王劍 | 作者 礪石商業評論 | 出品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北歐各國一直以高福利著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高收入、高稅收、高福利“三高”模式享譽全世界的瑞典。
瑞典這個國名來自瑞典語“安寧的王國”的意思，其國土總面積約45萬平方千米，是北歐面積最大的國家。
靠著不到6%的耕地面積，瑞典的農業除部分水果蔬菜需要進口，農副產品自給率已達到80%以上，糧、肉、奶制品等基本能滿足國內需求；憑借豐富的森林資源，瑞典的紙漿、造紙、家具以及林業加工生產與出口量也都名列世界前茅。
不過，瑞典最有名的還是發達的工業經濟體系，擁有愛立信、沃爾沃汽車、薩博、宜家家居等世界知名企業，是全球擁有跨國公司最多的國家之一。同時，瑞典的微電子、軟件開發、遠程通訊、光子等高科技產業都居世界領先地位。
2022年，瑞典GDP為6357億美元，歐洲排名第十；由于總人口只有 1000 多萬，因此人均GDP高達59,899美元，全球排名第九。
瑞典和瑞士一樣，政治上長期保持中立政策，所以在很多人眼里，瑞典似乎始終是一個愛好和平，生活悠閑的幸福國家。
不過，很多人可能沒想到，歷史上的瑞典曾是歐洲大陸脾氣最為“暴躁”的國家，動輒就兵戎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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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躁的“北歐霸主”
瑞典位于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東半部，西鄰挪威，東臨波羅的海，西南與丹麥隔海相望，是一個典型的“靠海吃海”的國家。
與周圍北歐“鄰居”一樣，瑞典人的祖先也是維京人，一伙長年生活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的漁民及海盜。
那時的維京人，想打漁，就是漁民；不想捕魚了，就成群結隊劫掠附近海域的國家。
歲月變遷中，維京人在北歐逐漸占地為王，慢慢分化為瑞典人、丹麥人、挪威人和冰島人。
雖說大家也算同祖同宗的“異姓兄弟”，但彼此還是為了利益爭斗不休。
打了許久后，終于打累了，加上也經常被歐洲其他國家欺負，幾個北歐國家想起“團結才是力量”，總算學會了抱團取暖，共同抵御外敵，實力稍強的瑞典便成為其中的“帶頭大哥”。
可能是當“大哥”的關系，瑞典不再與北歐幾個小兄弟計較，開始主動“單挑”歐洲大陸的強國。
從16世紀開始，瑞典先后卷入歐洲的多次戰爭，雖說總是被人摁住一陣暴揍，可瑞典總像“打不死的小強”一樣，擦干鼻血，起身繼續干。
這期間，瑞典打不過英、法等大國，但欺負比自己實力弱的國家沒有問題，通過大量征服戰爭，將挪威、丹麥、芬蘭等周邊國家直接收入囊中，成為北歐有名的海上“小霸王”。
18世紀，瑞典又瞅著勢力越來越大的俄國不順眼，借著爭奪波羅的海出海口機會，與其爆發多次戰爭。可惜因為實力不濟，瑞典好不容易積攢的“家底”被戰爭掏空，拱手讓出波羅的海出海口，乖乖退回北歐。
可老實了沒多久，19世紀的瑞典又有些“閑不住”，主動報名參加反法同盟，打算趁各國抵抗法國的機會“揩點油”。
此時，與法國結盟的俄國看瑞典又跳出來，感覺很不爽，再次將其“暴打”一頓，還逼著瑞典割讓了芬蘭。
被揍得“鼻青臉腫”的瑞典真正體會到“和為貴”的道理，不敢再惹事，收起鋒芒，開始當一個“乖孩子”。
正因如此，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瑞典均奉行“中立政策”，這才免遭戰爭涂炭。
不過，與瑞士的永久中立不同，瑞典奉行的是“有保留的中立”，其意思是，“對我有好處的就保持中立，有損于利益的那還是要爭一爭的”。
所以，瑞典始終保留著強大的武裝力量，實行“全民皆兵”的防御政策。
二戰時，面對咄咄逼人的德國，瑞典清楚自己實力遠不及對方，在“中立”的幌子下，將借給德國購買軍需物資的資金額度一再上調，同時還允許德軍借道進攻其他國家。
應該說，這只是瑞典無奈的選擇，戰爭時期的瑞典也利用自己中立國的身份幫助不少猶太人逃離納粹魔爪，算是對自己與德國妥協的小小彌補。
這一時期，瑞典的國內經濟始終維持在較為穩定的區間，并且通過吸收全球最新工業文明，開始了轉型之旅。
到20世紀中葉，依靠高新技術產業的轉型與升級工作，瑞典不僅提升了工業生產效率，還成功實現了“去農業化”，農業占據國內GDP比重甚至還不到5%，農業勞動人口不到總人口的3%，成為一個高度發達的工業強國，為后來建設高福利社會奠定了堅定基礎。
隨后20年間，瑞典憑借快速增長的經濟體量一躍成為歐洲最發達的工業國家之一，通過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瑞典人從出生到死亡，從教育到醫療統統由政府“買單”。
這不禁令人好奇，很多財力遠比瑞典雄厚的發達國家從沒想過這般“大包大攬”，瑞典政府為何如此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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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利制度起源
如果要討論瑞典令人艷羨的高福利制度，或許可以總結出三點：資源豐富、獨特的社會民主主義路線以及高度重視社會公平。
后兩項，正是以瑞典為代表的“北歐模式”吸引全球上百個國家關注的重要因素。
工業革命之前，瑞典就是個北歐“大農村”，除了森林資源豐富，再難有別的可拿出手的資源。
19世紀，瑞典在基律納發現了當時世界最大的鐵礦礦藏，鐵礦純度很高，達到70%以上，而且能直接開采，因此成為歐洲最優質的鐵礦。
靠著森林和鐵礦這兩項重要的自然資源，瑞典快速進入了工業化，與鐵礦相關的采掘、冶煉，與林業相關的家具、造紙等行業，也都有了快速發展。
順便說下，后來聞名世界的諾貝爾獎創立者阿爾弗雷德·諾貝爾就是瑞典人，他便是在此期間，通過改進炸藥提高礦山開采效率而發家致富，并留下遺囑創立了諾貝爾獎。
可惜那時瑞典缺乏配套的工業體系，只能通過初加工的自然資源在世界經濟體系里賺點“辛苦錢”。
不過，瑞典也跟隨當時資本主義浪潮，干著一些投機生意，很多小作坊逐漸升級為有一定規模的公司，解決了不少就業問題。
就在瑞典為賺點“小錢”而沾沾自喜時，一場世界性的金融風暴悄然而至。
1929年，從美國華爾街開始的經濟危機迅速蔓延全球，就連身處世界邊緣的瑞典同樣難以幸免。
隨著經濟危機帶來的經濟滯脹，大批瑞典公司紛紛倒閉，近一半的瑞典人丟了工作。據統計，當時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失業，瑞典上下都陷入了嚴重的恐慌之中。
當時執政的瑞典自由黨卻還在堅持所謂自由主義經濟模式，覺得是產大于銷才造成經濟蕭條，于是采取緊縮政府開支、降低工資標準的辦法，使得瑞典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
在野的社會民主黨經濟學家魏格福斯卻認為，經濟危機的實質是老百姓沒錢消費，政府要做的是投入資金來改善現狀。
魏格福斯的理論看得很準，也符合瑞典實際，因此得到了社民黨的支持，當作自己的政治綱領廣為宣傳。
瑞典人民其實并不完全理解這么高深的理論，但是他們都同意社民黨“解決困難的辦法應該是政府出錢出力”的主張。
1932年，得到人民支持的社民黨輕松擊敗自由黨，開始了瑞典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經濟改革。
新組建的瑞典政府不僅在財政緊張的背景下拿出兩億瑞典克朗投資到鐵路、公路和港口建設，而且還堅持在最困難時期，依然按照正常工資標準支付工人工資。
在此期間，根據魏格福斯等專家的建議，瑞典還在當時金本位還盛行的時期，難以置信地將本國貨幣克朗貶值25%，極大地提升了瑞典商品的國際競爭力。
隨著經濟好轉，瑞典政府又相繼設立了失業基金、人民養老金、婦女兒童保障基金以及住房貸款補貼等福利制度，使得瑞典經濟迅速復蘇。
尤為值得稱贊的是，執政的社民黨還同時采取了公正、嚴明的工會制度，從根本上奠定了瑞典未來社會關系的范例和基礎。
隨著各項制度的不斷完善，瑞典這種以工農聯合為基礎，鼓勵工會組織積極維護工人權益，同時致力于所有國民平等參與國內政治、經濟決策，成為了瑞典式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概念。
到二戰結束前，與滿目瘡痍的歐洲其他國家相比，各方面都欣欣向榮的瑞典猶如一個世外桃源般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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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高稅收
二戰結束后，瑞典社會民主黨已經連續執政十多年，他們也通過戰爭體會到資本主義體制的各種弊病，決心從根源上解決社會不公及分配不平等的現象。
此時，完成了初期工業化的瑞典已經有能力推動國家向更高層次邁進，正朝著既定的經濟民主與效率以及社會福利普及的目標邁進。
在后續的一系列國家經濟改革中，瑞典政府除了強調市場競爭，加強法治建設，最大的特點便是通過高福利制度來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
其中包括：無論什么工種，什么身份，勞動者的基本福利待遇一視同仁；婦女有15個月的產假，其中12個月還會繼續支付90%的工資；老人退休除了基本養老金外還有補充退休金，數額跟其過去的最高工資掛鉤；未成年人每個月都可獲得國家補貼，教育全部免費等。
事實上，瑞典幾乎每隔一段時間便會公布新的福利政策，甚至很多勞動者沒想到的，政府都已經提前想到，并安排好。
這些高福利制度離不開政府巨額投入，所需資金則通過高稅收來進行保障。
根據數據統計，瑞典GDP的三分之一被用于社會福利，個人所得稅平均更高達到38%，賺得多，交的稅也就更多。
提起收稅，肯定會讓很多人覺得不舒服，更何況瑞典人的收入有三分之一被用來繳稅。
瑞典稅收收入中，97%來自工資的比例稅和統一的地區稅；還有超過四分之一的政府收入來自消費稅，因此購買同樣的商品，瑞典人往往比歐洲其他國家至少貴了20%。
我們不妨看下瑞典人的稅費到底有多高：
瑞典的地方稅：
約29%~35%不等。
國家所得稅：
收入低于43.89萬瑞典克朗（約合人民幣29萬元）的不交稅；
收入介于43.89萬至63.85萬瑞典克朗（約合人民幣42萬元）的稅率為20%；
收入高于63.85萬瑞典克朗的稅率為25%。
資產收入稅率：
30%（國家稅）。
公司所得稅：
22%。
遺產稅：
在2005年被廢除。
雖然瑞典的各類稅費很高，但因為政府將其大部分都用于社會福利制度，瑞典人基本都能接受，畢竟整個國家建立了“從搖籃走向墳墓”的國家保障體系，無論教育還是醫療，幾乎全部免費。
同時，瑞典在個人所得稅中實行超額累進制，最高的時候稅率能夠達到85%。經過稅收和福利調節，瑞典10%收入最高的人群和10%收入最低的人群相比，收入差距能從10:1降低到4:1，令瑞典的貧富差距在全球都是最低一檔水平。
有人可能會擔心這種高福利制度，會不會帶來所謂“大鍋飯”的平均主義，使得社會生產缺乏效率？
但是瑞典的經濟發展卻告訴世人：這種看似政府調節下的“均貧富”體制，卻讓瑞典的工業體系走上了高速發展的道路。
瑞典一直通過拉高基層職工的待遇與高稅率壓低管理階層的薪水的方式，來實現“平等工資制度”。
這種經濟模式的好處在于，瑞典工人的平均工資雖高，但高管的工資被抑制，從而令汽車、卡車和重型機械等產業上的勞動成本低于世界上的競爭國家，讓自身的制造業優勢得以凸顯。
另外，政府對企業的稅收主要集中在企業主“賺錢”上，可如果企業將利潤投入到生產和研發，政府則配套提供相應減稅優惠，這就使得企業都愿意加大研發投入，資本投資也基本屬于長期性，很少出現轉賣或者金融杠桿的炒作現象。
同時，高工資和高福利制度也加速了瑞典的工業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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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的瑞典企業
瑞典在二戰前后雖然在工業上有了穩步提升，但整體技術水平和效率不高，難以參與到世界貿易體系之中。
換句話說，當其他國家可以靠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賺得盤滿缽滿時，高工資的瑞典卻無法指望。
所以，瑞典的企業想發展壯大，就不能再依靠人力，必須努力提升科技水平，走自動化生產的道路。
在瑞典政府持續高稅收“壓榨”下，瑞典的大型企業只能盡快找到升級轉型的途徑，才能存活下去。
更重要的是，瑞典的工會組織十分強勢，始終追求在全國范圍內實現“同工同酬”，其根本目的就是倒逼那些技術落后，管理無方的企業要么積極應對，要么優勝劣汰，選擇倒閉。
瑞典政府在1972年就制定法律，規定所有25人以上的企業理事會中必須有職工代表，并對企業解雇員工的權利做了很多限制條件，工會和工人才是企業真正的管理方。
所以在瑞典，資方如果和工人打官司，資方可以說是“弱勢群體”。
這種看似極端又十分“霸道”的制度，逼迫瑞典企業只能在滿足各類福利制度的前提下，還得適應國際市場的各類需求和管理方式，艱難地完成產業升級。
不過，對企業看似苛刻的約束，其實也讓瑞典企業內的工人都能安心工作，保證了企業經營的持續和穩定。
而瑞典企業工人當家做主的特點，使得企業內的高管幾乎都具備技術背景和基層工作經驗，幾乎不會出現外行指揮內行的情況發生，也保證了企業的健康成長。
不僅如此，瑞典企業很少會跨行去做自己不熟悉的行業，幾乎都是埋頭將自己本行做深做透。
這也成為瑞典鋼鐵、造船以及紡織、家具等行業快速轉型升級的重要原因。
能通過種種“殘酷”考驗存活下來的瑞典企業，個個都“身強體壯”，在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中，幾乎都能迅速成為行業的領軍者。
當然，瑞典的工人也不是只拿錢不干活。相反，由于工人的地位很高，使得瑞典人民都以在產業界工作為榮，大學畢業生也積極投身于制造業。
能夠代表瑞典工業成就的各類大型企業，更是大學生們的就業首選。
同時，瑞典政府對大學生，更是足夠“寶貝”。
瑞典國內有35所大學，只要年輕人想上大學，不管社會經濟地位如何，都有機會進入大學深造。
不僅大學的學費免費，政府還給每個大學生提供1150美元/月的助學金，足夠保證學習期間大部分日常生活開銷。
對于科技創新領域的投資，瑞典政府更是慷慨解囊。
1998年，個人電腦剛剛出現時，瑞典政府就意識到電腦的重要性，斥巨資在全國家庭開始普及家用電腦。
2001年，瑞典政府購買了850,000臺家用電腦，免費贈給了近100萬家庭使用。相當于400萬戶瑞典家庭，平均每四個家庭就有一家受惠于該政策。
這些送上門的家庭電腦不僅購買免費，相應的安裝、維護統統免費，就連寬帶賬戶及網速，瑞典都是世界第一。
2005年，美國每百人擁有寬帶賬戶17個，瑞典已經達到每百人28個，而同時期世界平均值是3.7個；到2016年，美國人均網絡速度還是18.6MB/秒時，瑞典已經達到22.5MB/秒。
還得提一句，瑞典也是北歐國家英語普及率較高的國家。這使得普通瑞典人無論網上沖浪還是日常交流，毫無阻礙。
正是瑞典政府對教育和科技的重視，才使得瑞典的科研創新與“獨角獸企業”數量均高居世界前列。
5
瑞典的科技創新與創業
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2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瑞典的創新能力在全球132個經濟體中排名第三，僅次于瑞士和美國。2020年和2021年，瑞典在全球創新指數榜單中均位列第二。在歐盟創新評價體系“歐洲創新記分牌”中，瑞典連續多年高居榜首。
同時根據歐盟數據統計，瑞典人均發表的科技論文數、人均擁有的發明專利數，在全球可排入前三行列。
尤其是瑞典的“獨角獸”企業，按人均占比來算，已經是全球第二的位置。
根據世界創投機構CB Insights的數據，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全球共有1361家“獨角獸”企業，總價值超過30,000億美元。其中，中美兩國的獨角獸企業差不多占據了80%。
除了這兩個國家，北歐瑞典可以說是獨角獸企業天堂般的存在。
雖然瑞典目前僅有Klarna（金融）、TrueCaller（通訊）、Candy Crush（游戲）、Kry（醫療）、Spotify（音樂）、Skype（通訊）等“獨角獸”公司，絕對數量不是最多。
可如果按照瑞典現有1000萬人口計算，平均每10萬人就有0.8家“獨角獸”公司，僅低于美國硅谷每10萬人的1.4家。
自然，這離不開瑞典政府與企業長期重視研發和創新的因素。
每年，瑞典政府的資助約占全社會研發經費的30%，包括各級政府直接撥款或外部機構（如銀行或基金會等）進行資金支持等。
瑞典在創新領域保持領先還有賴于其整體的協調。瑞典創新署（Vinnova）于2001年成立，專門負責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政府機構，在瑞典的創新研究中起著核心作用。
創新署對瑞典衛生、交通、工業材料以及智能城市等多個重要戰略領域研發進行支持，并對相關企業、大專院校、研究院所等提供持續性技術和資金扶持。
除了政府，瑞典企業還承擔了社會研發經費的另外70%。瑞典擁有眾多知名跨國公司，如愛立信、沃爾沃、ABB、山特維克等。這些公司已經成為各自領域的研發領軍者。
除此之外，瑞典還是全球創業積極性最高的國家之一。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一項研究表明：瑞典的國民創業率位居世界第三，僅次于土耳其和西班牙。平均每1000名瑞典人中，就有20名創業者。
這要歸功于瑞典有著歐洲最完善和實力、最強的孵化機構，幫助本國甚至是居住在瑞典的外國創業者實現創業理想。
2002年，歐洲最具影響力的創業孵化器STING在瑞典設立機構，每年都扶持幾十家初創企業，從融資到招聘、產品開發等完全是一條龍的服務。
相比歐洲其他國家對金融資本管控嚴厲，瑞典出于扶持創新和創業需要，金融監管政策也相對寬松，從而讓歐洲許多金融投資公司很愿意來瑞典進行種子輪投資。
這對瑞典創業者來說是巨大的福音，只要有個切實可行的創業點子，就有機會拿到一筆不菲的資金，還能免除許多創業者頭疼的注冊公司、生產等一系列問題。
2022年，僅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科技企業所獲投資數量就同比增長近三倍，達到近400家。
從創業孵化角度來說，不是每一粒種子都能開花，但播下種子就比荒蕪的曠野強百倍。
歐洲投資公司在瑞典也通過創業投資賺到了真金白銀。截至2022年，歐洲投資者在科技類創新領域的資金回報，有相當大的比重來自瑞典。
哪怕創業失敗，瑞典的創業者也不用擔心沒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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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心目中的“理想國”
根據瑞典法律，勞動者如果遇到失業，90天內可以領取政府每天240克朗（約178元人民幣）的失業補貼；而相應的失業保險為原工資的80%，可以連續領300天。
這些福利政策可以算是極為豐厚，足以讓瑞典的創業者少了許多后顧之憂。
而對于創業者來說，瑞典眾多的跨國企業和成熟的產業鏈，才是成功的關鍵。
瑞典國內的大型企業大多分布在斯德哥爾摩和哥德堡兩座城市，相距車程僅數小時。
這兩座城市也是愛立信、伊萊克斯、沃爾沃等其他老牌公司聚集的地方，附近城市則分布著各企業的配套產業體系。
斯德哥爾摩和哥德堡不僅產業眾多，自身的高福利和高工資待遇也吸引了全球無數人才移民至此，相應的人才儲備也十分豐富。
無論是像沃爾沃這樣的老牌企業，還是類似愛立信這種科技型公司，都擁有十分完善的上下游產業鏈和成熟的制造技術，創業者無論遇到什么技術難題，都能快速在兩座城市以及周邊找到成熟的解決方案。
而且，這些初創企業并非靠賣什么概念，基本都是圍繞瑞典各種產業上下游的科技和實體公司。從傳統的煉鋼到精密工業，從航天機械、冶金通信、造船制船、汽車飛機制造，到各類精工武器生產，無不是將其做深做精。
靠著這種百門通不如一門精的精神，“瑞典造”早已是世界工業貿易中品質的可靠保證。
特別是軍工領域，瑞典是世界上極少擁有完備軍工體系產業鏈的國家，也是全球最大的武器出口國之一。
除了經濟、科技高度發達以外，瑞典的旅游資源也相當豐富，森林覆蓋率為54%，還擁有15處世界文化遺產，到處是人間仙境般的美景，每年吸引了上百萬的游客前來觀光。
時至今日，瑞典的高福利制度也暴露出，如政府高額的赤字以及越來越嚴重的移民犯罪等問題，迄今都沒能妥善解決。
但對于全世界的人們來說，瑞典依然是心目中的風景勝地，移民天堂，更是人人都向往的“理想國”。
時間的洪流中，每個人都想找到一個有溫度的國度，不僅可以安放身體，還能凈化靈魂。
瑞典這個國家，似乎讓我們對這個世界，又多了一份理解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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